“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的新世代与新阐释

意娜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提 要

“一带一路”倡议是在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文化概念上的现代发展，本身就具有当代性。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今世界，“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已经进入新时代，与中国“十四五”时期文化发展战略及全球创意经济发展同步同频推动，将极具新特征的新世代人群作为未来的主要交流对象，通过文化新业态的方式重新定义文化交流，最终探索全新的交流路径，共建超越传统“丝绸之路”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是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截至2021年6月，中国已经与140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6份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遍布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北美洲和南美洲。如果说李希霍芬当年对“丝绸之路”的考察和命名出于西方对亚洲资源的觊觎和贸易想象，如今我们重提“丝绸之路”，则是基于和平发展的大旗，希望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一、“一带一路”文化交流进入新时代

“丝绸之路”的意义远远地超越了商道本身。它对历史产生的变革性影响很大程度上源自“丝路上穿行的人们把他们各自的文化像其带往远方的异国香料种子一样沿途撒播”。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丝绸之路”的空间范畴并不相同，尤其是“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加入更是大大拓展了历史概念的维度。但丝路文化的本质属性没有改变，是不同文化地理空间的沟通，建立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地理文化之间的一个文化统合概念，是“跨文化互通”本身。这一互通具有内生动力，如果相互之间不能产生吸引力或者任何文化需求，任何政治的、军事的外力都不可能在数千年来长期推动这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互通。

不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已经进入了新的时代。从国际关系方面看，世界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重在求同存异、协作共赢，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为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夯实了人文基础。

从文化发展战略方面看，中国明确提出在“十四五”时期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以讲好中国故事为着力点，创新推进国际传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并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在文化强国建设过程中，我们既要致力于本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要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在对话和交流中铸就中华文明新辉煌。

而在与“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最密切的创意经济方面，迎来了新冠疫情带来的发展环境的巨大变化。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的衰退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2021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经济2020年的绝对值比2019年收缩了3.5%，相对值收缩达7%（2019年10月对2020年全球经济发展增长预测值为3.4%）。而基金组织涵盖的每个国家2020年几乎都出现了负增长，世界较贫困地区的经济下滑更为明显。更为可悲的是，非洲经济的发展速度恐怕难以回到疫情前了，疫情持续时间越长影响会越大。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现代化以来的世界城市很少见地把自己封闭起来，人们待在家里，各种文化产品和互联网娱乐成为热门，给人的直观感受是数字文化产业迎来了一个发展的窗口期。然而从全球整体文化创意产业看，整个行业却遭受了巨大的打击：文化旅游遭受严重创伤，基于线下场馆的博物馆、表演艺术、现场音乐、电影院等行业遭到极大冲击。它们的困境不光是眼前能看到的暂停营业、员工失业乃至倒闭歇业，而且处于产业供应链上的相关制造业和延伸行业也都受到了重创。虽然数字流媒体和在线文化产品获得了巨大收益和快速提升，但利润基本都集中在头部平台公司。文创行业是疫情来临之时最先被关闭的，也将是疫情之后最后开放的行业。在漫长的恢复过程中，数字文化产业将是其中发挥巨大作用的部分。

二、“一带一路”文化交流面对新世代

过去谈“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交流对象都是抽象的，被国别、族别、语言等标签划归为一个个模糊的整体。随着交流的深入，这一群体画像进入统计视野，会按照年龄、职业进行简单的划界。但这些群体都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他们在宏大的文化标签之下具有丰富的多样性特征，而且并不按所属的大文化背景一成不变地存在。只需要观察我们自己身边的文化消费活动就不难理解，我们面对的“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对象和我们自己一样，也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文化消费、审美、行为特征。如今，全球的文化消费都面对着一个主要的新消费群体，即被称为“Z世代”的年轻人，他们浸润在互联网文化和数字技术中，有着与传统文化消费者非常不同的行为方式。当我们讨论新时代的“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时，必须考虑不同的交流对象，即使面对同一文化背景，也要考虑“Z世代”的出现带给我们制定文化交流策略时需要考虑的更多维度。

在美国作家库普兰1991年的小说《X世代：加速文化的故事》中，引入了用X符号来指代美国1965—1980年之间出生的人所具有的未知行为特征。这种命名方式迅速流行起来，随后在欧美国家沿用了这种做法，出现了Y世代（1981—1995年生人），并以下一个15年为界限划分出现了“Z世代”（1995—2009年生人）。“Z世代”作为互联网原住民，文化行为深受互联网、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影响。但这一概念毕竟是由社会发展节奏相对稳定的欧美国家定义的，年代划分也颇为机械，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并不具有足够的合理性，普遍以“XX后”来简单划分的人群并不一定具有深刻的共性。本文并不专门讨论“Z世代”概念本身，但由于在每个文化交流对象地区，都有各自对应的“Z世代”划分，尽管各有不同，但可以通过对中国“Z世代”文化消费的总结，形成关于新世代特征的基本印象。

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每一代人都被其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所塑造，青春时期的集体记忆影响了个体的生命历程。从信息媒介、社会事件、成长周期三个维度，可以大致描摹中国新世代人群的特征：出生于1998-2014年的人口2.8亿，占全国总人口18.1%，其中三分之一已经成年，超过54%为男性。这个世代的人群中，城镇人口占42.5%，多数集中在下沉市场，并将在未来10年成为我们社会的中坚力量。可以说，理解了这一群体，就基本把握住了未来10年文化消费的主要特征。

社交媒体是新世代人口主要的文化交流工具。互联网发展到新世代，作用从获取信息转向分享信息，社交媒体成为“Z世代”生命意义的重要部分。由于算法的普及，信息交互变得更为垂直，形成各种小众圈层。相对应地，文化交流中对社交媒体的重视和应用是必要的，但以过去思路，以为发布一个信息就必然会被看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同时，在网络上的各种社交方式中，游戏社交成为新世代人口的重要社交方式，紧随异性社交，压倒了直播社交、影视社交、音乐社交、知识社交和运动社交。

从上网到活在网上。与早期互联网用户将移动互联网视为工具不同，新世代人口活在网上，线上娱乐时长比全网平均高出30%，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等特殊事件的发生，他们的学习也越来越侧重对互联网的使用。线下场景不断萎缩甚至消失，单纯的线下活动已不能完全满足新世代的文化传播需要，与互联网的深度结合是大势所趋。

品牌意识与口碑意识增强。新世代人口的消费决策建立在充分透明的信息上，口碑推荐是重要的参考方式。他们希望了解自己所面对的品牌，希望参与品牌的建构，形成围绕品牌的身份认同。对于中国的新世代来说，“自信”是他们与父辈最大的不同，他们对中国人身份的理解也不相同，“文化复兴”是他们生活的应有之义，国家崛起带来的自豪感与年轻人天然的无畏精神相结合，将使他们助推中国文化品牌加速重构和传播。

三、“一带一路”文化交流迎来新业态

作为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前沿形态，“新业态”近年来频繁出现于各主管部门的政策文件以及各相关行业的趋势报告中，甚至已经成为国家统计局的专项统计类型，显示出长期主导国家政策话语、影响国家发展战略的倾向。“文化新业态”作为频繁出现于近年来文化政策文本中的核心话语，越来越受到各方的重视。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中，必然会逐渐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公益性文化服务、文化产业、文化贸易等方式参与到未来的文化交流中。

数字经济在发达经济体中的 GDP占比为18.4%，而在发展中经济体中仅为10.0%。尽管如此，主要的发展中经济体(如中国、马来西亚和智利)对数字资产的积累和使用仍可比肩发达经济体，即便是数字化程度极低的国家，数字经济也是其GDP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数字技术已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库恩的范式理论很早就论证过“科学革命”实质上是“范式转换”：范式的变革不可能是单纯的知识积累，而是量变到质变的创新和飞跃。这种变革是对原有秩序的突破与反叛，过去在工业和技术领域处于下风的发展中和欠发达经济体，在适应数字化方面更为灵活，因为数字化手段直接为他们填补了原本社会生活中缺乏的部分。

因此，全球文化创意产业在近10年来实现了巨大的结构变迁，走进了以“数字文化产业”为主要特征的新时代。数字文化产业的兴起是全球文化产业发展新阶段的核心特征，而“文化新业态”是数字文化产业不断开拓发展的新边疆。在全球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形势下，在文化科技深度融合与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环境下，文化新业态的识别和测量已经具有极大的紧迫性。

“文化新业态”在我国被定义为“以文化科技融合为动力，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互联网+为业务形态，以平台生态为载体，覆盖全行业，并在每个行业门类起到趋势引领作用”。本文认为，相较于传统的“业态”，“文化新业态”是一种“宽版本”定义，需要一种全新的分析模式，才能科学地识别和筛选出来，为相关政策的制定与落地实施提供精准的靶向。

文化有关数字技术可以归纳为8大技术集群，即5G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技术、区块链技术、增材制造技术、物联网技术、数字图像处理技术。如果用这8大技术集群扫描中国文化产业全行业，可以绘制出文化新业态的进化图景。由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典型和示范意义，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新业态也值得全球关注，它们分别包括：休闲观光活动正在走向全场景智能生态、数字文旅综合服务平台将成为景区标配、数字 IP 线下打造体验场景渐成生态圈、虚实相生引领沉浸式业态满足立体观感、科学与艺术泛融合激发演艺装备新需求、生态系统数字化演进呼唤平台革命、区块链技术助力创意确权繁荣版权交易、4D打印和超材料激发创意衍生品制造、数字展示馆打破时空限制实现超级链接、云演艺从应急之举一跃成为超级舞台、短视频即将进入个性化全息影像时代、物联网守护文物安全。这些新业态的研判不以当前的规模、具象公司、具体爆发时间长短为限，而是以新技术驱动的可能性及产业发展的需求必然性作为主要考虑因素，具有主观因素的同时又具有必然性。

四、“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探索新路径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面对新世代的崛起和新业态、新模式的不断涌现，“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必然需要探索新的实施路径。其中“数字”成为不可回避的重要关键词。

第一，在更新各种手段之前，需要我们自身积极更新文化管理工具，与时俱进反映产业发展新变化，以便有的放矢准确定位文化产品，选择交流路径。

随着新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广泛应用，文化产业边界呈现加速扩张态势，文化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结构与门类日渐多样化、复杂化，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化产业既有统计方法与统计标准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为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划和管理带来挑战。特别是平台公司的出现，市场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外部市场内部化，大量商业活动难以识别与测量，统计数据失真程度加大，相关政策的精准程度下降。

需要根据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的变化，对《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以5年为周期进行调整，以配合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布局与实施。健全文化新业态追踪机制，为可能因出现文化新业态而导致的文化产业统计标准的更新提供前瞻性的数据支撑和决策参考。完善文化新业态、新模式监测统计制度，建议建立平台企业间涉及公共管理的数据汇聚平台，形成完整贯通的数据链，实现公共数据资源开放利用，提升“三新”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精准水平。

第二，针对中国以外的新世代和新业态尚未形成成熟的盈利模式，应征集和遴选一批新模式典型案例，形成示范引领效应。

目前，我国数字文化产业整体发展水平还不高，尽管新业态生长迅速，但旋生旋灭，盲目复制导致的同质化现象严重，大多没有形成特有的、成熟的、清晰的盈利模式。对外文化交流还是“友谊第一，盈利第二”，同时，很多新业态出现后，在资本驱动下盲目追求规模扩大而陷入了经营困境。

为了最大限度激发和保持新业态的市场活力，令其顺利转化为新模式，应发挥好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效应。建议由有关部门牵头，每年组织征集优秀新文化交流业态案例申报，经评选后向社会推荐。案例不仅应基于新技术与文化和科技融合而成的新业态，而且应该形成了稳定的商业模式，已产生可衡量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还应统筹特色文化新业态培养，建议建立梯度培养模式，以“储备一批、培育一批、创建一批、认定一批”的梯次推进工作机制对各省市征集的优秀典型案例，统筹安排文化产业扶持资金，以推动新业态品牌打造为重点，促进效益转化。

第三，在中国对外文化传播具体策略方面，积极破圈，以现代感、高品质、包容性的文化产品积极拓展文化传播的有效路径。

通过观察近年来涌现出的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新文化作品和文化产品，无一例外具有三个主要特征：现代感、高品质和包容性。也就是说，符合本文前述充分利用互联网工具，在制作、传播、获取和消费全领域善用“文化+科技”手段，保证产品的艺术感、精致感和启发性，并展示出对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的尊重，使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都能感受到共鸣和亲切感。

而在传播策略上，要变被动应对为主动传播，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性情感展开故事陈述。应该换位思考，突破过去以成就展示为主的传播思路，用轻松愉快的故事润物细无声地营造预期“人设”。充分发挥自媒体优势，让每个人都成为讲故事的节点，讲自己的故事，以点滴细节参与宏大叙事的建构。

本文发表于《甘肃政协》2021年第5期。文中注释和部分观点的出处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