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缀山林：题刻、拓本与胜迹的塑造
2022年4月30日上午，“北大文研讲座”第250期在线举行，主题为“点缀山林——题刻、拓本与胜迹的塑造”。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薛龙春主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商伟主持，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白谦慎、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尹吉男评议。本次讲座为“江山胜迹——人文风景的建构与传承”系列活动之一。
商伟老师在《题写名胜》一书中谈到，胜迹不仅是物质的存在，也是书写的产物，一处地点总是通过书写来指认、命名、界定和描写呈现，并因此而成其为名胜。在此活动过程当中，文字从一开始就构成了跨越时空的物质媒介，与毛笔的书写、版刻、拓印等技术手段密不可分。薛龙春老师以此为引，指出就广义的书写而言，胜迹所关联的历史、文学、宗教甚至神话、民俗都至关重要，但最终既体现“文”而又显现为“迹”的，无疑是具有物质性的题刻尤其是摩崖石刻最值得关注。
对于胜迹而言，题刻不仅具有指认的作用，对其塑造也有一定的意义。但即便如此，他认为山林中的文字书写，仍旧是一种点缀。明代中后期，商旅活动中滋生的旅游风气带动地方风景的生产与图像化，各地都有大量的八景、十景、十二景、二十景、四十景、四十八景图，这种图像化也体现在其时出版的地方志中。差不多同时，山东地区的北朝摩崖刻石也开始为更多旅行者所关注，尽管宋人就已经注意到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并留下题名，但文人的到访与题刻在嘉靖、隆庆以来明显增多。基于此，薛龙春老师分“文字与山林”、“观览与阅读”两个部分展开讲述。
文字与山林
泰山上有2500多处题刻，在巫鸿先生看来，它如同一座历史堆积起来的纪念碑，游客沿着题铭攀登而上，仿佛是在一步步踏寻岁月的痕迹，深入历史。但晚明的张岱却对这些题刻十分反感，指斥其“处处可厌”，“无一字堪入眼”。反而是岱顶的无字碑，让他最感清奇。薛龙春老师指出，明、清两代文人对山水的观看及山水中文字的理解有较大差异。明代文士往往通过选择什么样的时机游山玩水（比如夜晚、冬日），来将自己与普通游人区别开来；而清代乾嘉以后，随着金石成为时尚，寻访碑刻遂成为文人旅游的重点，看不看碑成为新的区隔线。清中叶以后的登岱图及其题诗之中常见碑刻的内容，就是一个显见的例证。
《岱麓访碑图册·开元磨崖碑》
[清] 黄易 绘
故宫博物院藏
薛龙春老师接着指出，与一般的碑刻相比，摩崖的特点在于不可移动，因而是真正嵌入自然山水之中的文字，与名胜的关系更为密切。正如白谦慎老师所说，摩崖与特定的历史时间和地理空间联系，从而成为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
关于摩崖的研究，薛龙春老师首先介绍了两位西方汉学家的研究旨趣，他们都运用了地理景观学的方法，将摩崖理解为景观的设计。
其中一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韩文彬教授。在他看来，摩崖或摩崖群形成了一个新的意义空间，摩崖以书写文字为媒介，将地理地貌信息转化为包含有文学、意识形态和宗教意义的风景，实现了从空间到地点的转型（transformation of space into place）。他自称所关心的不仅是语义内容与书法形式的意义，更是题刻如何通过所在地点与自然环境发生互动。例如，他注意到唐玄宗《纪泰山铭》位置醒目，朝南，面积、字径较大，文字在刻制之后被涂成金色，在阳光的照射下，以形成3D光影效果，他认为唐玄宗利用石刻这一公共性媒介来宣扬统治的合法性。又如在对山东邹城铁山摩崖的阐释中，他认为佛经文字的刻写使这些地理位置变得神圣，《石颂》中“瑕丘东南，大岗山南岭之阳，前观邾峄峨峨，……却瞻岱岩巍巍”的句子，将铁山比拟于秦始皇封禅的峄山、泰山，显示了地理位置极强的选择性；而巨大刻石形成的视觉感受则好比无边的佛法奥义，其中渗透着“广大”的概念与宗教宇宙观，驱使着人们“往大处思考”。
唐玄宗《纪泰山铭》
唐开元十三年（725）
泰山大观峰
另一位汉学家雷德侯教授似乎走得更远，他同样致力于解读摩崖与其周边环境、石刻所构成的意义空间。在对岗山石刻的研究中，他将岗山命名为“佛陀说法之山”，重点关注刻有经文的石头位置及其内容，强调刻经活动让岗山变成了一座新的摩罗耶山。他还将岗山刻经类比为基督受难之路：由于大多数信徒不能去耶路撒冷，在欧洲各地出现了替代性的复制品——基督主题公园，在路线设计上，也同样有14个站点。从此角度看，岗山刻经也是将印度楞伽城这一场所置换到了岗山。在另一项研究中，雷德侯将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及其周边的名人题刻理解为“从佛教道场到文人场所”的转换。在他看来，明人在《金刚经》边上刊刻《大学》，万恭在此地建高山流水亭，李邦珍题刻“经正”，都显示了后世文人意欲排斥佛教的某种竞争。
然而，沿着两位学者的启发继续思考，薛龙春老师对上述一些说法产生了怀疑，比如，韩文彬引以为证据的《纪泰山铭》中“磨石壁，刻金记”，用以说明文字被涂成金色代表了皇权，但“金记”只是道书的代称，与金色无关，摩崖文字的着色很可能只是晚近吸引游客的行为；又如，岗山刻经每块石头的位置是否经过挑选与设计？一千多年来，石头是不是还在原先的位置上？如果不是，“环形坛场”的说法难以证实。在他看来，中国的金石学同样关注摩崖的物质性，但着力点与西方汉学大不一样。比如，为什么岗山摩崖的保存状况比铁山、葛山、泰山经石峪要好？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认识到不同于树碑须严格选石，摩崖是就地取材（甚至是因陋就简），因而石头的质地、面积、打磨、技术、书刻成本等等都需要纳入考虑。如铁山摩崖、葛山摩崖，位置都不高，经石峪《金刚经》，其选址不到泰山半山腰，它们都位于平缓的石砰，且未经细致打磨，很可能当时也未经书丹，只是勾勒了点画的轮廓，这些都是为了节省成本。经石峪的上方甚至是一个瀑布的出口，水流长年浸漫经文。康有为称它们为北朝刻石中“圆笔”的代表，也没有注意到时间所带来的变化，以及大自然对文字样态的塑造。相反，岗山因石头大多直立，故剥蚀最少，便成了“方笔”的代表。这种研究取径更加关注题刻文字及书写形式本身，以及在时间中所产生的种种变化，而不仅是其与环境的对话。换句话说，对于摩崖，我们不能仅从视觉观看的角度来讨论，整体环境景观的研究立场有其弊端。
北周，岗山摩崖石刻，山东邹城
一方面，文字的题写借助于政治、宗教、文学、书法，参与塑造了人文风景，但题刻与山林的关系是从属的，嵌入的，拓展的，不处于任何强势的对话地位。另一方面，有些文字相当于山水画中的题跋，比如万恭的高山流水，但题跋亦不能争夺本幅的地位。1797年春，黄易访碑岱麓，他在日记中并非仅仅关心碑刻，也关心“奇观”，一会儿看自然风光，一会儿看石刻，这种交替观看的模式说明，在中国人眼中，山水与金石是一种互相提示的关系，诚如聂鈫在《泰山道里记》中所称：“山水从金石中见，金石自山水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