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缀山林：题刻、拓本与胜迹的塑造

观览与阅读

随后，讲座进入第二部分“观览与阅读”。薛龙春老师首先指出，就名胜与题刻的关系而言，题刻是联系历史的唯一物质性的存在。乾嘉以后，古碑上发现一个字乃至一个笔画都会让学者们感到兴奋。钱大昕题何元锡《涤碑图》中所说的“能于没字中寻字，始信今人胜昔人”，以及翁方纲对辨出《郭有道碑》中一字半画的执着，都反映了乾嘉时期文化精英们的认识。韩文彬在他的著作中批评清代金石学研究只关注拓本，而非石刻的物理环境及其物质性。但在薛龙春老师看来，正是清代文人的不断寻访与发现，题刻以及题刻的衍生物——拓本、访碑图等，共同构建了摩崖空间的意义。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金石学塑造了新的名胜。

与其他塑造名胜的媒介有所区别的是，题刻作为一种古代的文字遗迹，不仅需要观览，更需要阅读。无论是考证性还是鉴赏性的阅读，都涉及一个字乃至一个笔画的考释与辨识，而这显然无法当场完成，并且离不开拓本的仔细比勘。为此，就需要制作拓本，尤其是精拓本。研究者已经指出，拓本具有“即时即地性”（即原真性），故而不同于机械复制，这种手工复制品相对原作而言也具有权威性。作为“胜迹”的复制品或替代品，拓本进入研究与收藏领域，使得人们对风景不止于历史的沉思与文学的想象。比如黄易在1786年发现武梁祠后，就制作了大量不同类型的拓本。这些拓本的制作与流传将观看风景转换为阅读风景，促进了紫云山风景的形成，并进一步强化了名胜的人文意味。同时，拓本还提供给无法亲临现场的游客一个游览的机会，如翁方纲就曾借观黄易《嵩阙》拓本，悬之斋中，“日日与坐客谛观，咸谓如游嵩山”。薛龙春老师进一步阐明，拓本是一种兼具文本性与物质性的媒介。由碑刻到拓本，再到释文、图像化，最后进入金石志，摩崖题刻不断经典化，从而也提升了风景的内涵与知名度。因此有时即使碑没有了，只要拓片在，那个景点也就还在。

武梁祠画像拓本（局部）

[清] 黄易 鉴藏

故宫博物院藏

除了拓本，对风景的阅读还包括访碑行踪的视觉记录——访碑图。以黄易为伊秉绶所作“少室石阙”为例，翁方纲认为画中三人，手持拓纸者为自己，寻诗的二客则是黄易与伊秉绶。由此，访碑人成为了风景的一部分，这些诉诸视觉的图画将观众引入了一个个具体的风景，不管该风景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在看画的过程中，观众仿佛与访碑者一道崎岖于碑石之间。此外，有些访碑图并非黄易亲临其地所画，但也被认为是他的自我写真与形象投射。对此，曾蓝莹认为黄易此举是利用绘画，让远离山东的友人以文学想象的方式参与碑刻的发现。薛龙春老师则更进一步提出，通过阅读与题跋这些画作，黄易的友人也参与了人文风景的塑造。

《嵩洛访碑图册·少室石阙》

[清] 黄易 绘

故宫博物院藏

他接着谈到，拓本与绘画对清代知识阶层视觉旨趣的塑造影响甚大，它们的流行表明，自清代中叶以来，学者的游览重点已由自然风光转移到文字，古代的文字本身就成为了景观。从此，游览山川时对金石文字的兴趣与关注与否，成为了区分旅游人群的新指标，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近代的旅游开发者。比如黄宾虹作《黄山析览》八篇，其中就有寻访黄山碑刻的内容，江振华则在他的点拨下开发黄山旅游；黄宾虹的另一位友人蒋希召是雁荡山旅游开发的先行者，生平经营雁荡山甚力，不少山中閟区及荒碑冷碣赖之得以发见。事实上，乾嘉以来金石在地方志中得到特别的关注，使得此时胜迹的文本化与文本化的胜迹，不仅体现于诗中，也体现于方志中对金石的记录与描述。与拓本一样，人们可以根据金石志的描述以当卧游，无异于自己“芒鞋竹杖，登陟五千仞间”。

最后，薛龙春老师为本场讲座作结，将讲座内容概括为三个要点。第一，由于摩崖题刻是就地取材，其意义须从功能、成本、技术以及最终的形式中探求，同时要引入时间变化的视野，从今天所见的状况来讨论摩崖与环境的对话，立论有时会出现弊端。第二，文字的辨识与推求使得观览风景转换为阅读风景，这是一种独特的塑造名胜的方式，拓本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第三，金石学的兴起塑造了一些新的名胜。但与文学、宗教、民俗等相比，摩崖题刻对胜迹的塑造仍是一种附属性的“点缀”。虽是一种点缀，却又不可替代。

评议环节

线上讲座现场

接下来，白谦慎老师进行评议。他首先评介了本场讲座的主要观点，然后结合自身研究，介绍晚清时期的名山与吴大澂的相关书画印。同光时期的吴大澂是一位既深受黄易影响，又想与其争锋的“迟到者”。他对未能如愿购得黄易《嵩洛访碑图》耿耿于怀，将其仔细临摹一遍；后又发愿画出一套自己的访碑图来与之抗衡，并创作了一系列与名山相关的书画印。他在大清帝国广袤领土上的壮游主要与其宦游相联系；而作为政府官员，其宦游又和大清帝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当时的地缘政治相关。因而，吴大澂的名山之游具有同光时代“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殊政治背景。他登临泰山之后所集的对联就有着强烈的政治意涵，折射出身为官员的雄心壮志与对世界的认识。

其后，白谦慎老师引导大家回到胜迹，指出吴大澂的泰山摩崖用秦代以前的大篆刻写，很有特色，但刻石的传播范围依然相当有限，如果不做成拓片，它和绘画、印章一样流传不远。因此，吴大澂与名山相关的书画印能传播多远，有多大的关注度，和他本人的名声有关。也就是说，吴大澂书画中的“名胜”与他的“名声”，与他个人的历史定位、政治成就相挂钩。由于他在1895年战败罢官，政治生命以失败告终，今天的泰山登临者也就很少有人知道吴大澂是谁，吴大澂的刻石也就成了一个点缀山林的文字遗迹。

泰山的吴大澂刻石

所刻内容为杜甫《望岳》

白谦慎老师提供

随后，尹吉男老师进行评议。从知识生成的角度看，作为整体的风景并非一种设计景观，而是许多分裂的局部的累积和叠加，所谓“名碑”的概念也有一个知识生成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胜迹的功能可能发生极大的变化。比如许多名楼在早期都是用于观察的军事设施，到了宋代才普遍变成一个文人可以随意游历、欣赏、交流的场域。此外，尹吉男老师最近正在关注以“三杨”为代表的明代江西文官集团的视觉经验问题。在碑刻的观览与阅读方面，墨迹本、阁帖、碑拓三者似乎根据重视程度的不同，由高到低地形成了等级关系。尹吉男老师也提示我们，现在的学者往往从各个专业角度，对一个立体的胜景进行切割式的观察，而忽略了整体的语境。比如他注意到，17世纪的荷兰艺术大师们正是在三次英荷大海战的隆隆炮声中作画的。因此，绘画、书法与山水、风景并非单纯的并置关系，而是共同构成一个复杂语境，其中既有大的政治叙事，也有小的个人叙事。

讲座结尾，薛龙春老师简要作了回应。他再次强调，我们了解一件碑刻与摩崖，主要意义还是在碑刻与摩崖本身，而不在其与特定环境的关系。特别是摩崖，位置的变更并不影响我们对其文本与风格的理解。他也指出，面对石刻，目前的艺术史领域越来越缺乏文本细读的能力，今后的研究还是要回到情境本身，特别是回到某种艺术样式被生产、制作、消费的情境本身。